成都市水井街明清全兴酒坊遗址的发现，给人们带来了惊喜；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为中华文化、为成都历史名城增添了一笔耀眼的光彩。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，是研究酒文化史、科学技术史、地方史、城市史、商业史的珍贵资料，因此它一面世即吸引住学术界、企业界的目光，赢得了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。当前，研究的热潮高涨而不断地深入，政府给予的切实保护也在落实、完善；在保护，研究的基础上，利用它独有的魅力推进新的经济开发也正在兴起。

　　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，水井街酒坊的生产规模、产品质量、销售量，都上了一个新台阶，在川酒发展史上，是一个新时期。水井街酒坊遗址有晾堂3座，酒窖8口，灶坑4座，灰坑4个，灰沟一条，甑桶（或天锅）基座，大量陶瓷酒具，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，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在明代以胶成都的任何一个酒坊是不曾具备的，也是明清成都府（或四川）其他任何一个酒坊不曾具备的。按此基础设施酒坊不及的。水井街酒坊能发展壮大，如此宏大规模与大的产量，这是与锦官驿的设立紧密相关的。

（一）

水井街酒坊，在明清成都城东门外，洪武年间（1368-1398年）在此处设锦官驿。在府河与南河（锦江）交汇处，锦江北岸有合江亭，此亭毁于南宋末年战火，明朝在此设立锦官驿站，于是逐渐形成的街市延至今九眼桥（万历25年，即1597年修造成，当时称洪济桥，镇江桥）。

成都城市的发展，尤其是城市郊的发展，明代前后一个新的变化。汉唐宋元，成都城的北郊、西郊、南郊及城内的北部、西部、南部街道比之于东城街道及东城城郊要发达。其原因，天子京城在北方，天使从北郊来；都江堰在西门外，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及其玉垒关、永康军的防御；南门外“万里之行由此始”下东吴，去云南，南门和北门是来与去的交通要冲，故有“驷马高车”之美谈和“万里桥边多酒家”的诗句。唐宋时期，东门外比较荒凉，只有零星的景点，故文人墨客也留下不少吟咏。

明清时代，万里桥边是否多酒家，姑且不论，但是规模大、造酒多，酒好名声元，历久不衰的著名酒坊却在东门内外；水井街酒坊，福升全，全兴成。

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明军攻入四川，消灭了建都重庆的明氏夏政权，平定全川。朱元璋命曹国公李文忠入川安抚军民，翌年“筑成都新城，发军戍诸郡要害”[1]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朱元璋对、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，二十三年建王府于成都。朱元璋一面封蜀王，一面命令四川都司肃清明氏夏政权的残全势力，“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，凡6500余人”。[2]明朝四川省治在成都，夏政权的残余势力在重庆，川东地区，新政权为肃清夏政权的残余势力，加强了成都、去东方的交通与经营。蜀王府在成都，天子京城在南京，其间的旅程，大多要出东门，东门内街道，东门外近郊有了兴旺的机遇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明军平定云南。明太祖朱元璋收平大西南的四川省、云南很费了一番功夫，统一之后一是加强管理，二是与西蕃茶马贸易，十六年之后，即丰手筹划其交通，许多官吏对如何设置驿道、驿站，驿舍、邮亭、巡检司提出了建议。二十一年明太祖命景川侯曹震督理四川军务，至泸州坐镇，督办通永宁、茂州、松藩、保宁和至贵州的漕运，陆路的对舍邮停。“震在蜀久，诸所规划，并极周详，蜀人德之”。[3]锦官驿的设立，大约在这个时期。

《大明会典》载：“自京师达于四方，设有驿传，在京曰会同馆，在外曰驿，早递运所，以便公差来往……至于公文递送，又置铺舍，以免稽迟”；“各驿马夫置铜铃，遇紧急公务，悬带马上，前路驿听侯铃声，随即供应。”[4]从南京至重庆，再至成都的水陆驿路、驿站、铺舍，于洪武年间已形成。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迁都北京后，朝廷公文送成都也仍从湖北老驿路入川，经重庆到达成都。清朝继承明朝驿传制度清廷送公文给四川总督，其驿马从北京至湖北公安县，经江陵、巴东、巫山、奉节、云阳、万县、梁山、垫江、长寿，至重庆朝天驿。从重庆，经白市驿、来凤驿、永川、荣昌、隆昌、内江、资州、资阳、简州、龙泉驿，至成都。规定日行三百里，急件日行四百里（外省五、六百里，因四川多山路）。川西驿路，自成都经德阳，绵阳去保宁，去广元；自成都经灌县去汶川、松潘；自成都经新津，邛州去雅安，去冕宁、西昌等地[5]。锦官驿是这驿网的集结点和起点，水井街酒坊就在要冲处兴旺发达。这驿网，也是水井街酒坊产品销售名声远播的幅射网。

（二）

明朝的锦官驿十分热闹。对站有旱夫、司库辨夫、厨子、站船夫，马100匹，船8艘；抚院轿夫、伞夫，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分巡道、督粮道、提学道、驿传道及其督捕、清军、理刑的伞夫、轿夫驻扎址地；布政司、成都府的知事、照磨、核校、案牍等办事人员住在这里。锦官驿有各类吏卒差夫376人。他们各自有工食银，共计银2682两4钱。每年养马费银2600两。船费银数十两至数百两（每船3两，修船费另支）。锦官驿还住有迎送京堂官过境、还乡、致仕的民夫，每位官员拨5名人夫，每名银7两2钱。锦官驿四、五百个当差人，每年五千多两银子，这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与购买力。

东门外，距驿站不远处有递运所，这里各类当差人有302人，马船7只，红船12只，每年拨经费银2643两2钱（修理工船之年）。这也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距锦官驿40里的龙泉驿，有公差人66人，马45匹，每年经费银2068两8钱；距锦官驿水路60里的木马水驿（约在中心场苏码头），当差人41人，站船8只，每年经费银475两2钱（修船这年）[6]，这两处同样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当然，水井街酒坊的市场还有整个成都县、华阳县的官民、陆路和水路来的客商，其购买力是远超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：锦官驿及其附近的递运所，水陆驿站的五六百个当差人，他们有银两，绝大多数好酒（清末、民国时衙门当差人亦如此），当差之作，不财即醉，酒鬼会不少的。这一大群当差人，很可能是水井街酒坊前店里的常客，主要的消费者，即使拿人们工食银的10%来喝酒，也会支撑起酒坊的兴旺发达。史书记载，京城来川的公差，十分骄横，每到一处府州县都得劳赏喝酒银二、三两。差役中的“酒鬼”、“酒坛子”比之文人中的“酒仙”、“酒圣”、“醉翁”的耗酒量大。文人喝酒，大多“饮少辄醉”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喝酒少，感慨多，而当差人、下力人就不同了，他们是酒的主要消费群体。明清时代水井街酒坊占据着成都酒消费的最大市场。

（三）

明代四川农业发达，酒业兴盛；锦官驿的设立，东郊新发展，水井街酒坊得以蒸蒸日上。清代成都东门外比之于明代更有所发展，故水井街酒坊依然生意兴隆。由于明清成都东郊街道和东城郊的经济地达，酒坊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（薛涛酒，天号陈），扩大规模，甚至进军新地，在东门内暑袜街建立新号“全兴成”。

从明代水井街酒坊发展至清乾隆年间的“福升全”，至道光年间的“全兴成”，乃至当今的全国名酒“全兴”的历史进程揭示：瞄准市场，推进发展；与时俱进，创新产品，乃是全兴酒业历久不衰的宝贵历史经验。这也正是，当今推进全兴酒业永远兴隆的重要历史启示。明清锦官驿的繁荣热闹，水陆码头的景观与风情，也为当今此地旅游开发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。

（选自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2年03期《明代水井街酒坊与锦官驿》，作者：李映发教授）

　　成都市水井街明清全兴酒坊遗址的发现，给人们带来了惊喜；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为中华文化、为成都历史名城增添了一笔耀眼的光彩。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，是研究酒文化史、科学技术史、地方史、城市史、商业史的珍贵资料，因此它一面世即吸引住学术界、企业界的目光，赢得了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。当前，研究的热潮高涨而不断地深入，政府给予的切实保护也在落实、完善；在保护，研究的基础上，利用它独有的魅力推进新的经济开发也正在兴起。

　　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，水井街酒坊的生产规模、产品质量、销售量，都上了一个新台阶，在川酒发展史上，是一个新时期。水井街酒坊遗址有晾堂3座，酒窖8口，灶坑4座，灰坑4个，灰沟一条，甑桶（或天锅）基座，大量陶瓷酒具，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，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在明代以胶成都的任何一个酒坊是不曾具备的，也是明清成都府（或四川）其他任何一个酒坊不曾具备的。按此基础设施酒坊不及的。水井街酒坊能发展壮大，如此宏大规模与大的产量，这是与锦官驿的设立紧密相关的。

（一）

水井街酒坊，在明清成都城东门外，洪武年间（1368-1398年）在此处设锦官驿。在府河与南河（锦江）交汇处，锦江北岸有合江亭，此亭毁于南宋末年战火，明朝在此设立锦官驿站，于是逐渐形成的街市延至今九眼桥（万历25年，即1597年修造成，当时称洪济桥，镇江桥）。

成都城市的发展，尤其是城市郊的发展，明代前后一个新的变化。汉唐宋元，成都城的北郊、西郊、南郊及城内的北部、西部、南部街道比之于东城街道及东城城郊要发达。其原因，天子京城在北方，天使从北郊来；都江堰在西门外，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及其玉垒关、永康军的防御；南门外“万里之行由此始”下东吴，去云南，南门和北门是来与去的交通要冲，故有“驷马高车”之美谈和“万里桥边多酒家”的诗句。唐宋时期，东门外比较荒凉，只有零星的景点，故文人墨客也留下不少吟咏。

明清时代，万里桥边是否多酒家，姑且不论，但是规模大、造酒多，酒好名声元，历久不衰的著名酒坊却在东门内外；水井街酒坊，福升全，全兴成。

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明军攻入四川，消灭了建都重庆的明氏夏政权，平定全川。朱元璋命曹国公李文忠入川安抚军民，翌年“筑成都新城，发军戍诸郡要害”[1]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朱元璋对、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，二十三年建王府于成都。朱元璋一面封蜀王，一面命令四川都司肃清明氏夏政权的残全势力，“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，凡6500余人”。[2]明朝四川省治在成都，夏政权的残余势力在重庆，川东地区，新政权为肃清夏政权的残余势力，加强了成都、去东方的交通与经营。蜀王府在成都，天子京城在南京，其间的旅程，大多要出东门，东门内街道，东门外近郊有了兴旺的机遇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明军平定云南。明太祖朱元璋收平大西南的四川省、云南很费了一番功夫，统一之后一是加强管理，二是与西蕃茶马贸易，十六年之后，即丰手筹划其交通，许多官吏对如何设置驿道、驿站，驿舍、邮亭、巡检司提出了建议。二十一年明太祖命景川侯曹震督理四川军务，至泸州坐镇，督办通永宁、茂州、松藩、保宁和至贵州的漕运，陆路的对舍邮停。“震在蜀久，诸所规划，并极周详，蜀人德之”。[3]锦官驿的设立，大约在这个时期。

《大明会典》载：“自京师达于四方，设有驿传，在京曰会同馆，在外曰驿，早递运所，以便公差来往……至于公文递送，又置铺舍，以免稽迟”；“各驿马夫置铜铃，遇紧急公务，悬带马上，前路驿听侯铃声，随即供应。”[4]从南京至重庆，再至成都的水陆驿路、驿站、铺舍，于洪武年间已形成。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迁都北京后，朝廷公文送成都也仍从湖北老驿路入川，经重庆到达成都。清朝继承明朝驿传制度清廷送公文给四川总督，其驿马从北京至湖北公安县，经江陵、巴东、巫山、奉节、云阳、万县、梁山、垫江、长寿，至重庆朝天驿。从重庆，经白市驿、来凤驿、永川、荣昌、隆昌、内江、资州、资阳、简州、龙泉驿，至成都。规定日行三百里，急件日行四百里（外省五、六百里，因四川多山路）。川西驿路，自成都经德阳，绵阳去保宁，去广元；自成都经灌县去汶川、松潘；自成都经新津，邛州去雅安，去冕宁、西昌等地[5]。锦官驿是这驿网的集结点和起点，水井街酒坊就在要冲处兴旺发达。这驿网，也是水井街酒坊产品销售名声远播的幅射网。

（二）

明朝的锦官驿十分热闹。对站有旱夫、司库辨夫、厨子、站船夫，马100匹，船8艘；抚院轿夫、伞夫，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分巡道、督粮道、提学道、驿传道及其督捕、清军、理刑的伞夫、轿夫驻扎址地；布政司、成都府的知事、照磨、核校、案牍等办事人员住在这里。锦官驿有各类吏卒差夫376人。他们各自有工食银，共计银2682两4钱。每年养马费银2600两。船费银数十两至数百两（每船3两，修船费另支）。锦官驿还住有迎送京堂官过境、还乡、致仕的民夫，每位官员拨5名人夫，每名银7两2钱。锦官驿四、五百个当差人，每年五千多两银子，这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与购买力。

东门外，距驿站不远处有递运所，这里各类当差人有302人，马船7只，红船12只，每年拨经费银2643两2钱（修理工船之年）。这也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距锦官驿40里的龙泉驿，有公差人66人，马45匹，每年经费银2068两8钱；距锦官驿水路60里的木马水驿（约在中心场苏码头），当差人41人，站船8只，每年经费银475两2钱（修船这年）[6]，这两处同样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当然，水井街酒坊的市场还有整个成都县、华阳县的官民、陆路和水路来的客商，其购买力是远超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：锦官驿及其附近的递运所，水陆驿站的五六百个当差人，他们有银两，绝大多数好酒（清末、民国时衙门当差人亦如此），当差之作，不财即醉，酒鬼会不少的。这一大群当差人，很可能是水井街酒坊前店里的常客，主要的消费者，即使拿人们工食银的10%来喝酒，也会支撑起酒坊的兴旺发达。史书记载，京城来川的公差，十分骄横，每到一处府州县都得劳赏喝酒银二、三两。差役中的“酒鬼”、“酒坛子”比之文人中的“酒仙”、“酒圣”、“醉翁”的耗酒量大。文人喝酒，大多“饮少辄醉”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喝酒少，感慨多，而当差人、下力人就不同了，他们是酒的主要消费群体。明清时代水井街酒坊占据着成都酒消费的最大市场。

（三）

明代四川农业发达，酒业兴盛；锦官驿的设立，东郊新发展，水井街酒坊得以蒸蒸日上。清代成都东门外比之于明代更有所发展，故水井街酒坊依然生意兴隆。由于明清成都东郊街道和东城郊的经济地达，酒坊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（薛涛酒，天号陈），扩大规模，甚至进军新地，在东门内暑袜街建立新号“全兴成”。

从明代水井街酒坊发展至清乾隆年间的“福升全”，至道光年间的“全兴成”，乃至当今的全国名酒“全兴”的历史进程揭示：瞄准市场，推进发展；与时俱进，创新产品，乃是全兴酒业历久不衰的宝贵历史经验。这也正是，当今推进全兴酒业永远兴隆的重要历史启示。明清锦官驿的繁荣热闹，水陆码头的景观与风情，也为当今此地旅游开发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。

（选自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2年03期《明代水井街酒坊与锦官驿》，作者：李映发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