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置与环境

明代水井街酒坊与锦官驿

发布时间:2013-07-25浏览次数:2739次


  成都市水井街明清全兴酒坊遗址的发现,给人们带来了惊喜;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为中华文化、为成都历史名城增添了一笔耀眼的光彩。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,是研究酒文化史、科学技术史、地方史、城市史、商业史的珍贵资料,因此它一面世即吸引住学术界、企业界的目光,赢得了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。当前,研究的热潮高涨而不断地深入,政府给予的切实保护也在落实、完善;在保护,研究的基础上,利用它独有的魅力推进新的经济开发也正在兴起。

  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,水井街酒坊的生产规模、产品质量、销售量,都上了一个新台阶,在川酒发展史上,是一个新时期。水井街酒坊遗址有晾堂3座,酒窖8口,灶坑4座,灰坑4个,灰沟一条,甑桶(或天锅)基座,大量陶瓷酒具,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,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在明代以胶成都的任何一个酒坊是不曾具备的,也是明清成都府(或四川)其他任何一个酒坊不曾具备的。按此基础设施酒坊不及的。水井街酒坊能发展壮大,如此宏大规模与大的产量,这是与锦官驿的设立紧密相关的。

(一)

水井街酒坊,在明清成都城东门外,洪武年间(1368-1398年)在此处设锦官驿。在府河与南河(锦江)交汇处,锦江北岸有合江亭,此亭毁于南宋末年战火,明朝在此设立锦官驿站,于是逐渐形成的街市延至今九眼桥(万历25年,即1597年修造成,当时称洪济桥,镇江桥)。

成都城市的发展,尤其是城市郊的发展,明代前后一个新的变化。汉唐宋元,成都城的北郊、西郊、南郊及城内的北部、西部、南部街道比之于东城街道及东城城郊要发达。其原因,天子京城在北方,天使从北郊来;都江堰在西门外,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及其玉垒关、永康军的防御;南门外“万里之行由此始”下东吴,去云南,南门和北门是来与去的交通要冲,故有“驷马高车”之美谈和“万里桥边多酒家”的诗句。唐宋时期,东门外比较荒凉,只有零星的景点,故文人墨客也留下不少吟咏。

明清时代,万里桥边是否多酒家,姑且不论,但是规模大、造酒多,酒好名声元,历久不衰的著名酒坊却在东门内外;水井街酒坊,福升全,全兴成。

洪武四年(1371年)明军攻入四川,消灭了建都重庆的明氏夏政权,平定全川。朱元璋命曹国公李文忠入川安抚军民,翌年“筑成都新城,发军戍诸郡要害”[1]洪武十一年(1378年),朱元璋对、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,二十三年建王府于成都。朱元璋一面封蜀王,一面命令四川都司肃清明氏夏政权的残全势力,“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,凡6500余人”。[2]明朝四川省治在成都,夏政权的残余势力在重庆,川东地区,新政权为肃清夏政权的残余势力,加强了成都、去东方的交通与经营。蜀王府在成都,天子京城在南京,其间的旅程,大多要出东门,东门内街道,东门外近郊有了兴旺的机遇。洪武十五年(1382年),明军平定云南。明太祖朱元璋收平大西南的四川省、云南很费了一番功夫,统一之后一是加强管理,二是与西蕃茶马贸易,十六年之后,即丰手筹划其交通,许多官吏对如何设置驿道、驿站,驿舍、邮亭、巡检司提出了建议。二十一年明太祖命景川侯曹震督理四川军务,至泸州坐镇,督办通永宁、茂州、松藩、保宁和至贵州的漕运,陆路的对舍邮停。“震在蜀久,诸所规划,并极周详,蜀人德之”。[3]锦官驿的设立,大约在这个时期。

《大明会典》载:“自京师达于四方,设有驿传,在京曰会同馆,在外曰驿,早递运所,以便公差来往……至于公文递送,又置铺舍,以免稽迟”;“各驿马夫置铜铃,遇紧急公务,悬带马上,前路驿听侯铃声,随即供应。”[4]从南京至重庆,再至成都的水陆驿路、驿站、铺舍,于洪武年间已形成。永乐十八年(1420年)迁都北京后,朝廷公文送成都也仍从湖北老驿路入川,经重庆到达成都。清朝继承明朝驿传制度清廷送公文给四川总督,其驿马从北京至湖北公安县,经江陵、巴东、巫山、奉节、云阳、万县、梁山、垫江、长寿,至重庆朝天驿。从重庆,经白市驿、来凤驿、永川、荣昌、隆昌、内江、资州、资阳、简州、龙泉驿,至成都。规定日行三百里,急件日行四百里(外省五、六百里,因四川多山路)。川西驿路,自成都经德阳,绵阳去保宁,去广元;自成都经灌县去汶川、松潘;自成都经新津,邛州去雅安,去冕宁、西昌等地[5]。锦官驿是这驿网的集结点和起点,水井街酒坊就在要冲处兴旺发达。这驿网,也是水井街酒坊产品销售名声远播的幅射网。

(二)

明朝的锦官驿十分热闹。对站有旱夫、司库辨夫、厨子、站船夫,马100匹,船8艘;抚院轿夫、伞夫,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分巡道、督粮道、提学道、驿传道及其督捕、清军、理刑的伞夫、轿夫驻扎址地;布政司、成都府的知事、照磨、核校、案牍等办事人员住在这里。锦官驿有各类吏卒差夫376人。他们各自有工食银,共计银2682两4钱。每年养马费银2600两。船费银数十两至数百两(每船3两,修船费另支)。锦官驿还住有迎送京堂官过境、还乡、致仕的民夫,每位官员拨5名人夫,每名银7两2钱。锦官驿四、五百个当差人,每年五千多两银子,这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与购买力。

东门外,距驿站不远处有递运所,这里各类当差人有302人,马船7只,红船12只,每年拨经费银2643两2钱(修理工船之年)。这也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距锦官驿40里的龙泉驿,有公差人66人,马45匹,每年经费银2068两8钱;距锦官驿水路60里的木马水驿(约在中心场苏码头),当差人41人,站船8只,每年经费银475两2钱(修船这年)[6],这两处同样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当然,水井街酒坊的市场还有整个成都县、华阳县的官民、陆路和水路来的客商,其购买力是远超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。值得注意的是:锦官驿及其附近的递运所,水陆驿站的五六百个当差人,他们有银两,绝大多数好酒(清末、民国时衙门当差人亦如此),当差之作,不财即醉,酒鬼会不少的。这一大群当差人,很可能是水井街酒坊前店里的常客,主要的消费者,即使拿人们工食银的10%来喝酒,也会支撑起酒坊的兴旺发达。史书记载,京城来川的公差,十分骄横,每到一处府州县都得劳赏喝酒银二、三两。差役中的“酒鬼”、“酒坛子”比之文人中的“酒仙”、“酒圣”、“醉翁”的耗酒量大。文人喝酒,大多“饮少辄醉”,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喝酒少,感慨多,而当差人、下力人就不同了,他们是酒的主要消费群体。明清时代水井街酒坊占据着成都酒消费的最大市场。

(三)

明代四川农业发达,酒业兴盛;锦官驿的设立,东郊新发展,水井街酒坊得以蒸蒸日上。清代成都东门外比之于明代更有所发展,故水井街酒坊依然生意兴隆。由于明清成都东郊街道和东城郊的经济地达,酒坊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(薛涛酒,天号陈),扩大规模,甚至进军新地,在东门内暑袜街建立新号“全兴成”。

从明代水井街酒坊发展至清乾隆年间的“福升全”,至道光年间的“全兴成”,乃至当今的全国名酒“全兴”的历史进程揭示:瞄准市场,推进发展;与时俱进,创新产品,乃是全兴酒业历久不衰的宝贵历史经验。这也正是,当今推进全兴酒业永远兴隆的重要历史启示。明清锦官驿的繁荣热闹,水陆码头的景观与风情,也为当今此地旅游开发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。


(选自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2年03期《明代水井街酒坊与锦官驿》,作者:李映发教授)

水井坊博物馆
位置与环境

明代水井街酒坊与锦官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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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成都市水井街明清全兴酒坊遗址的发现,给人们带来了惊喜;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为中华文化、为成都历史名城增添了一笔耀眼的光彩。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,是研究酒文化史、科学技术史、地方史、城市史、商业史的珍贵资料,因此它一面世即吸引住学术界、企业界的目光,赢得了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。当前,研究的热潮高涨而不断地深入,政府给予的切实保护也在落实、完善;在保护,研究的基础上,利用它独有的魅力推进新的经济开发也正在兴起。

  据已发现的考古资料,水井街酒坊的生产规模、产品质量、销售量,都上了一个新台阶,在川酒发展史上,是一个新时期。水井街酒坊遗址有晾堂3座,酒窖8口,灶坑4座,灰坑4个,灰沟一条,甑桶(或天锅)基座,大量陶瓷酒具,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,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在明代以胶成都的任何一个酒坊是不曾具备的,也是明清成都府(或四川)其他任何一个酒坊不曾具备的。按此基础设施酒坊不及的。水井街酒坊能发展壮大,如此宏大规模与大的产量,这是与锦官驿的设立紧密相关的。

(一)

水井街酒坊,在明清成都城东门外,洪武年间(1368-1398年)在此处设锦官驿。在府河与南河(锦江)交汇处,锦江北岸有合江亭,此亭毁于南宋末年战火,明朝在此设立锦官驿站,于是逐渐形成的街市延至今九眼桥(万历25年,即1597年修造成,当时称洪济桥,镇江桥)。

成都城市的发展,尤其是城市郊的发展,明代前后一个新的变化。汉唐宋元,成都城的北郊、西郊、南郊及城内的北部、西部、南部街道比之于东城街道及东城城郊要发达。其原因,天子京城在北方,天使从北郊来;都江堰在西门外,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及其玉垒关、永康军的防御;南门外“万里之行由此始”下东吴,去云南,南门和北门是来与去的交通要冲,故有“驷马高车”之美谈和“万里桥边多酒家”的诗句。唐宋时期,东门外比较荒凉,只有零星的景点,故文人墨客也留下不少吟咏。

明清时代,万里桥边是否多酒家,姑且不论,但是规模大、造酒多,酒好名声元,历久不衰的著名酒坊却在东门内外;水井街酒坊,福升全,全兴成。

洪武四年(1371年)明军攻入四川,消灭了建都重庆的明氏夏政权,平定全川。朱元璋命曹国公李文忠入川安抚军民,翌年“筑成都新城,发军戍诸郡要害”[1]洪武十一年(1378年),朱元璋对、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,二十三年建王府于成都。朱元璋一面封蜀王,一面命令四川都司肃清明氏夏政权的残全势力,“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,凡6500余人”。[2]明朝四川省治在成都,夏政权的残余势力在重庆,川东地区,新政权为肃清夏政权的残余势力,加强了成都、去东方的交通与经营。蜀王府在成都,天子京城在南京,其间的旅程,大多要出东门,东门内街道,东门外近郊有了兴旺的机遇。洪武十五年(1382年),明军平定云南。明太祖朱元璋收平大西南的四川省、云南很费了一番功夫,统一之后一是加强管理,二是与西蕃茶马贸易,十六年之后,即丰手筹划其交通,许多官吏对如何设置驿道、驿站,驿舍、邮亭、巡检司提出了建议。二十一年明太祖命景川侯曹震督理四川军务,至泸州坐镇,督办通永宁、茂州、松藩、保宁和至贵州的漕运,陆路的对舍邮停。“震在蜀久,诸所规划,并极周详,蜀人德之”。[3]锦官驿的设立,大约在这个时期。

《大明会典》载:“自京师达于四方,设有驿传,在京曰会同馆,在外曰驿,早递运所,以便公差来往……至于公文递送,又置铺舍,以免稽迟”;“各驿马夫置铜铃,遇紧急公务,悬带马上,前路驿听侯铃声,随即供应。”[4]从南京至重庆,再至成都的水陆驿路、驿站、铺舍,于洪武年间已形成。永乐十八年(1420年)迁都北京后,朝廷公文送成都也仍从湖北老驿路入川,经重庆到达成都。清朝继承明朝驿传制度清廷送公文给四川总督,其驿马从北京至湖北公安县,经江陵、巴东、巫山、奉节、云阳、万县、梁山、垫江、长寿,至重庆朝天驿。从重庆,经白市驿、来凤驿、永川、荣昌、隆昌、内江、资州、资阳、简州、龙泉驿,至成都。规定日行三百里,急件日行四百里(外省五、六百里,因四川多山路)。川西驿路,自成都经德阳,绵阳去保宁,去广元;自成都经灌县去汶川、松潘;自成都经新津,邛州去雅安,去冕宁、西昌等地[5]。锦官驿是这驿网的集结点和起点,水井街酒坊就在要冲处兴旺发达。这驿网,也是水井街酒坊产品销售名声远播的幅射网。

(二)

明朝的锦官驿十分热闹。对站有旱夫、司库辨夫、厨子、站船夫,马100匹,船8艘;抚院轿夫、伞夫,布政司、按察司、分巡道、督粮道、提学道、驿传道及其督捕、清军、理刑的伞夫、轿夫驻扎址地;布政司、成都府的知事、照磨、核校、案牍等办事人员住在这里。锦官驿有各类吏卒差夫376人。他们各自有工食银,共计银2682两4钱。每年养马费银2600两。船费银数十两至数百两(每船3两,修船费另支)。锦官驿还住有迎送京堂官过境、还乡、致仕的民夫,每位官员拨5名人夫,每名银7两2钱。锦官驿四、五百个当差人,每年五千多两银子,这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与购买力。

东门外,距驿站不远处有递运所,这里各类当差人有302人,马船7只,红船12只,每年拨经费银2643两2钱(修理工船之年)。这也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距锦官驿40里的龙泉驿,有公差人66人,马45匹,每年经费银2068两8钱;距锦官驿水路60里的木马水驿(约在中心场苏码头),当差人41人,站船8只,每年经费银475两2钱(修船这年)[6],这两处同样是水井街酒坊的市场。

当然,水井街酒坊的市场还有整个成都县、华阳县的官民、陆路和水路来的客商,其购买力是远超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。值得注意的是:锦官驿及其附近的递运所,水陆驿站的五六百个当差人,他们有银两,绝大多数好酒(清末、民国时衙门当差人亦如此),当差之作,不财即醉,酒鬼会不少的。这一大群当差人,很可能是水井街酒坊前店里的常客,主要的消费者,即使拿人们工食银的10%来喝酒,也会支撑起酒坊的兴旺发达。史书记载,京城来川的公差,十分骄横,每到一处府州县都得劳赏喝酒银二、三两。差役中的“酒鬼”、“酒坛子”比之文人中的“酒仙”、“酒圣”、“醉翁”的耗酒量大。文人喝酒,大多“饮少辄醉”,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喝酒少,感慨多,而当差人、下力人就不同了,他们是酒的主要消费群体。明清时代水井街酒坊占据着成都酒消费的最大市场。

(三)

明代四川农业发达,酒业兴盛;锦官驿的设立,东郊新发展,水井街酒坊得以蒸蒸日上。清代成都东门外比之于明代更有所发展,故水井街酒坊依然生意兴隆。由于明清成都东郊街道和东城郊的经济地达,酒坊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(薛涛酒,天号陈),扩大规模,甚至进军新地,在东门内暑袜街建立新号“全兴成”。

从明代水井街酒坊发展至清乾隆年间的“福升全”,至道光年间的“全兴成”,乃至当今的全国名酒“全兴”的历史进程揭示:瞄准市场,推进发展;与时俱进,创新产品,乃是全兴酒业历久不衰的宝贵历史经验。这也正是,当今推进全兴酒业永远兴隆的重要历史启示。明清锦官驿的繁荣热闹,水陆码头的景观与风情,也为当今此地旅游开发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。


(选自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2年03期《明代水井街酒坊与锦官驿》,作者:李映发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