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香诗韵与商旅云集——水井街酒坊生成的文化经济动力：

（一）、游宴饯集与吟诗作赋——甲于四蜀的成都游赏之乐：

唐五代两宋时期，与中原、江南相比，成都地区较少受到战乱破坏，社会相对安定。加之成都平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，更有造福万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，于是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时无荒年，天下谓之天府也”，汉代号为“陆海”，农业生产历来就非常发达。因此，唐宋以来成都社会经济高度发展，物质生产相对丰盛，都市日渐繁荣，市民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多彩，城市的游乐性风俗得以迅速发展起来。蜀人自古以来喜好歌舞娱乐的性格和知足常乐、悠闲自得的传统生活方式，也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起。成都游乐风尚之盛，不仅甲于四蜀，而且还以游娱无时、动至连月，并在活动中形成了若干不容更改的“常法”，地方官员竞相带头倡导游乐等特点，在全国名噪一时，颇有影响。

受此风气的刺激，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出现了文学艺术与游赏习俗密切结合的新趋向。宋元之际有了专门记载成都游乐文化内容的专书《岁华纪丽谱》，其书开篇即称：“成都游赏之盛，甲于西蜀，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。”其它记述内容涉及成都游赏活动的诗词文章更是不胜枚举。表明文化人的眼光已把游乐这类俗务，正式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尚地位。宋代苏轼赋诗道：“蜀人衣食常苦艰，蜀人游乐不知还。千人耕种万人食，一年辛苦一春闲。”田况作有长篇诗名为《成都遨乐诗》：“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。”“遨游空间巷，碣来喧稚耄。”“顾此欢娱俗，良慰羁远报。”“登舟恣游娱，戎备渐解驰。”（天启《成都府志·艺文志》）。这种游尚习俗的艺术化，是成都古典城市文化达于极盛的重要标志。

成都唐宋以来的游乐活动，上至太守、下至平民参加者甚众，故多数通过岁时节庆来表现，举凡元日、上元灯夕、踏青、清明、乾元、端午、乞巧、中秋、重阳、冬至、除夕等日，皆有游乐，以示吉庆。成都的游乐活动在内容、时间和方式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成为独特的地方习俗。如二月二日名为踏青节，活动内容却是游锦江的水上娱乐项目（宋代张咏将三月三日的游江活动提前至二月二日）。寒食节在“城内辟园张乐，酒垆、花市、茶房、食肆，过于蚕市”，哪有扫墓上坟的祭祀气氛？游乐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，包括游江、游山、游寺、游园等方式，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参加，往往形成“遨游空间巷”、“车马拥行道”的壮观局面。

水井街地区是历史上成都“东门之胜”的汇聚之所，名胜、景点众多，势必成为唐宋以来成都官民游乐的中心地区。位于二江交汇点的合江亭及合江园，唐宋时期时是著名的游览胜地。文人墨客或登亭览胜，或下江泛舟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赋佳作。除前文蔡台《合江园记》及吕大防《合江亭记》外，宋人周涛曾有两首《合江亭》诗，其一曰：“共思赤脚踏层冰，聊适江皋兴自清。昨夜雨声驱浊暑，晓来烟水快新晴。山疑九迭张云势，滩激千岩落布声。巾屦从来在丘壑，愿陪闲日此闲行。”其二：“却暑追随水上亭，东郊乘晓戴残星。余歌咽管来幽浦，薄雾疏烟入画舲。兴发江湖弛象魏，情钟原咏飞鸰 。故溪何日垂纶去，天末遥岑寸寸青。”杨甲《合江泛舟》诗云：“莫踏街头尘，宁饮城东水。江头放船去，苇间问渔子。岸深鱼有家，凫雁在中沚。得酒可以歌，得树可以舣。年年舟中客，颜色不相似。风波无前期，游者亦如此。短篙醉时策，远山醉时几。我老不奈醒，日落西风起。”诗人晁公《溯合江舟中》诗云：“云气昏江树，春流没钓矶。何如连夜涨，似欲送人归。乱石水声急，片帆风力微。舟师且停橹，白鹭畏人飞。”诗人白麟《合江探梅》诗云：“艇子飘摇唤不回，半溪清影漾疏梅。有人隔岸频招手，和月和霜剪取来。”（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）。

海云山及海云寺是水井街地区的又一处游览胜地，海云寺的游乐活动堪称宋代成都的春游盛会，也富有地方特色。“成都风俗，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，摸石于池中，以为求子之祥。太守出郊，建高旟、鸣笳鼓，作驰骑之戏，大宴宾从，以主民乐。观者夹道百重，飞盖蔽山野，欢讴嬉笑之声，虽田野间如市井，其盛如此。”宋人吴中复与范纯仁、韩宗道、勾士良等“高会于海云，酒既中，（中复）顾谓寮属曰：‘一觞一咏，古人之乐事也。’首作七言诗，以写胜事。席客亦有以诗献者，更相酬和，得一十三篇”，取名为《游海云寺唱和》，王霁为其作序（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）。类似于此的宴乐饯集、吟诗题词的风雅之事，在海云寺是十分常见的。宋祁、赵抃、苏宷和、邢梦臣、吴师孟、范成大等文人雅士，均有在海云寺观花赏景时留下的诗词作品。

水井街地区的薛涛井、薛涛墓、望江楼等名胜的修建初衷，即是为了纪念薛涛这位唐代杰出的女诗人。至清代光绪年间，该处建筑规模大备，是历来军政权要、文人墨客聚会游乐之所。薛涛的诗文才华及其艰难身世，长期以来，引得人们常常为其鸣不平。“天涯一片流离泪，哀怨同怜是草堂。”历代在此咏诗题词的骚人墨客甚众，尽抒哀怨凄惋之伤情。

（二）、万商荟萃与客旅如云——繁荣的成都商业贸易：

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。唐宋以来，成都城市布局已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坊市制束缚，较多地兴起了临街设店和前店后坊的格式，发展出一些自由集市。城内有东市、南市、新南市、西市和北市，城外有草市，附近各县还有小集市（黄休复《茅店客话》）。成都旧有的习俗，按月有市：正月灯市，二月花市，三月蚕市，四月锦市，五月扇市，六月香市，七月七宝市，八月桂市，九月药市，十月酒市，十一月梅市，十二月桃符市。（《成都古今记》，《升庵集》）。在城内还兴起了繁荣的夜市，有的甚至通宵达旦，夜市的传统一直沿袭到现代。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黑、红双色套印印刷技术的发展，宋代成都的富商开始使用纸印的“交子”，用来代替铁钱，这不仅是唐代交易信用卷“飞钱”的发展，也是我国甚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。迄今，在成都的水井街地区尚有街道名为“椒（交）子街”。

一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，与交通的发达程度关系极为密切。由于周围群山阻隔，陆路交通不畅，因此古代成都与外界的联系以水路为主。唐宋以来，成都与外省的水路贸易，主要是以岷江、沱江为依托，长江为主线的水上交通贸易航道。这条贸易线路，以成都的水井街地区为起点，以长江中下游各地区为贸易辐射区，形成了较为广泛的通商贸易关系。成都物产丰富，其商品通过长江航道顺流而下，与各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。“蜀为西南一都会，国之宝府，又人富粟多，浮江而下，可济中国。”（《新唐书·陈子昂传》）。沿海江浙等省，又以成都急需的商品溯江而上，满足成都地区的需求。“水程通海货，地利杂吴风”，便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生动写照。

据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，成都聚集有来自巫峡、黔南、荆州、襄阳、金陵、广州等地的商人进行贸易活动。唐咸通年间（公元860—874年），巫峡商人尔朱，“每岁贾于荆益”。唐代黔南采药者黄万祐“每二三十年，一出成都卖药”。荆襄商船常贾于蜀。金陵商人亦西上贸易，入蜀经商。广州商人段工曹因作估客，“时寄锦官城”。前后蜀时期，蜀国的东邻南平，“西通于蜀，利其供军财货”。《益州名画记·张玄传》记载：杜敬安的鹤面佛像，“蜀偏霸时，江、吴商贾入蜀，多请其画，将归本道”。“蜀广政初，荆、湖商贾入蜀，竞请（阮）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，将归本道，以为奇物。”唐末五代时，成都市场广销香药或称海药，当时李珣著有《海药本草》记录甚详，据辑录该书今存的124种海药，绝大部分是从欧亚各国输入，借助长江水路入川的。

两宋时期，成都以水井街地区为始发点通往东南各地的水上贸易更为发达。成都等地输送中央政府的财帛，主要是通过长江航道，再由湖北转运开封的。“川益诸州金帛及租、市之布，自剑门列传置，分辇负担，自嘉州水运达荆南，自荆南遣吏纲运送京师。”成都与东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贸易，亦畅行于长江水道，往来船舶极多，从成都水井街地区出发，“顺流而下，委输之利，通西蜀之宝货，传南土之泉谷。建帆高挂则越万艘，连樯直进则逾千里，为富国之资，助经邦之略”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。成都的茶叶、蜀锦、布帛、药材及各种土特产，均有商人从水路运往全国各地。一些豪商巨贾，或与官府勾结，利用官船押运货物，以私冒公，“影带布帛”，或绕道“私路”，借以偷漏税收，牟取暴利。宋人中由官而商，弃官经商，或亦官亦商、官商合一的现象比比皆是，南宋中期，成都“士大夫之贪黩者，为之巨舰西下，船舻相衔，捆载客货，安然如山。”

唐宋以来，“甲于四蜀”的成都游乐活动常常与商业贸易密切相结合。如农历一月五日在南门蚕市，游人可以观街并“贸鬻百货”；一月二十三日在圣寿寺，可以观街并“蚕市鬻农器”；仅大慈寺一地，二月八日及三月九日有药市，二月十五日“鬻花木蚕器”，五月五日端午节又“鬻香药”。由于岁时娱乐活动选择在春耕前的农闲时间，所以农民既可在紧张繁忙的农事活动之前尽情游乐，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，以换回备耕的农具用品。正如田况《成都遨乐诗·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》所载：“齐民聚百货，贸鬻贵及时，乘此耕桑前，以助农绩资，物品何其伙，琐碎皆不遗。”

作为成都历史上“东门之胜”集中分布之所的水井街地区，唐宋以来经常举行规模空前的游乐活动，从而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。更兼此地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，成都对外联系的首要水运码头及始发港口即位于此，车水马龙，人气旺盛，愈发刺激和促进了该地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，当地可谓“水陆所辏、货殖所萃”。

酒香诗韵与商旅云集——水井街酒坊生成的文化经济动力：

（一）、游宴饯集与吟诗作赋——甲于四蜀的成都游赏之乐：

唐五代两宋时期，与中原、江南相比，成都地区较少受到战乱破坏，社会相对安定。加之成都平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，更有造福万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，于是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时无荒年，天下谓之天府也”，汉代号为“陆海”，农业生产历来就非常发达。因此，唐宋以来成都社会经济高度发展，物质生产相对丰盛，都市日渐繁荣，市民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多彩，城市的游乐性风俗得以迅速发展起来。蜀人自古以来喜好歌舞娱乐的性格和知足常乐、悠闲自得的传统生活方式，也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起。成都游乐风尚之盛，不仅甲于四蜀，而且还以游娱无时、动至连月，并在活动中形成了若干不容更改的“常法”，地方官员竞相带头倡导游乐等特点，在全国名噪一时，颇有影响。

受此风气的刺激，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出现了文学艺术与游赏习俗密切结合的新趋向。宋元之际有了专门记载成都游乐文化内容的专书《岁华纪丽谱》，其书开篇即称：“成都游赏之盛，甲于西蜀，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。”其它记述内容涉及成都游赏活动的诗词文章更是不胜枚举。表明文化人的眼光已把游乐这类俗务，正式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尚地位。宋代苏轼赋诗道：“蜀人衣食常苦艰，蜀人游乐不知还。千人耕种万人食，一年辛苦一春闲。”田况作有长篇诗名为《成都遨乐诗》：“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。”“遨游空间巷，碣来喧稚耄。”“顾此欢娱俗，良慰羁远报。”“登舟恣游娱，戎备渐解驰。”（天启《成都府志·艺文志》）。这种游尚习俗的艺术化，是成都古典城市文化达于极盛的重要标志。

成都唐宋以来的游乐活动，上至太守、下至平民参加者甚众，故多数通过岁时节庆来表现，举凡元日、上元灯夕、踏青、清明、乾元、端午、乞巧、中秋、重阳、冬至、除夕等日，皆有游乐，以示吉庆。成都的游乐活动在内容、时间和方式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成为独特的地方习俗。如二月二日名为踏青节，活动内容却是游锦江的水上娱乐项目（宋代张咏将三月三日的游江活动提前至二月二日）。寒食节在“城内辟园张乐，酒垆、花市、茶房、食肆，过于蚕市”，哪有扫墓上坟的祭祀气氛？游乐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，包括游江、游山、游寺、游园等方式，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参加，往往形成“遨游空间巷”、“车马拥行道”的壮观局面。

水井街地区是历史上成都“东门之胜”的汇聚之所，名胜、景点众多，势必成为唐宋以来成都官民游乐的中心地区。位于二江交汇点的合江亭及合江园，唐宋时期时是著名的游览胜地。文人墨客或登亭览胜，或下江泛舟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赋佳作。除前文蔡台《合江园记》及吕大防《合江亭记》外，宋人周涛曾有两首《合江亭》诗，其一曰：“共思赤脚踏层冰，聊适江皋兴自清。昨夜雨声驱浊暑，晓来烟水快新晴。山疑九迭张云势，滩激千岩落布声。巾屦从来在丘壑，愿陪闲日此闲行。”其二：“却暑追随水上亭，东郊乘晓戴残星。余歌咽管来幽浦，薄雾疏烟入画舲。兴发江湖弛象魏，情钟原咏飞鸰 。故溪何日垂纶去，天末遥岑寸寸青。”杨甲《合江泛舟》诗云：“莫踏街头尘，宁饮城东水。江头放船去，苇间问渔子。岸深鱼有家，凫雁在中沚。得酒可以歌，得树可以舣。年年舟中客，颜色不相似。风波无前期，游者亦如此。短篙醉时策，远山醉时几。我老不奈醒，日落西风起。”诗人晁公《溯合江舟中》诗云：“云气昏江树，春流没钓矶。何如连夜涨，似欲送人归。乱石水声急，片帆风力微。舟师且停橹，白鹭畏人飞。”诗人白麟《合江探梅》诗云：“艇子飘摇唤不回，半溪清影漾疏梅。有人隔岸频招手，和月和霜剪取来。”（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）。

海云山及海云寺是水井街地区的又一处游览胜地，海云寺的游乐活动堪称宋代成都的春游盛会，也富有地方特色。“成都风俗，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，摸石于池中，以为求子之祥。太守出郊，建高旟、鸣笳鼓，作驰骑之戏，大宴宾从，以主民乐。观者夹道百重，飞盖蔽山野，欢讴嬉笑之声，虽田野间如市井，其盛如此。”宋人吴中复与范纯仁、韩宗道、勾士良等“高会于海云，酒既中，（中复）顾谓寮属曰：‘一觞一咏，古人之乐事也。’首作七言诗，以写胜事。席客亦有以诗献者，更相酬和，得一十三篇”，取名为《游海云寺唱和》，王霁为其作序（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）。类似于此的宴乐饯集、吟诗题词的风雅之事，在海云寺是十分常见的。宋祁、赵抃、苏宷和、邢梦臣、吴师孟、范成大等文人雅士，均有在海云寺观花赏景时留下的诗词作品。

水井街地区的薛涛井、薛涛墓、望江楼等名胜的修建初衷，即是为了纪念薛涛这位唐代杰出的女诗人。至清代光绪年间，该处建筑规模大备，是历来军政权要、文人墨客聚会游乐之所。薛涛的诗文才华及其艰难身世，长期以来，引得人们常常为其鸣不平。“天涯一片流离泪，哀怨同怜是草堂。”历代在此咏诗题词的骚人墨客甚众，尽抒哀怨凄惋之伤情。

（二）、万商荟萃与客旅如云——繁荣的成都商业贸易：

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。唐宋以来，成都城市布局已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坊市制束缚，较多地兴起了临街设店和前店后坊的格式，发展出一些自由集市。城内有东市、南市、新南市、西市和北市，城外有草市，附近各县还有小集市（黄休复《茅店客话》）。成都旧有的习俗，按月有市：正月灯市，二月花市，三月蚕市，四月锦市，五月扇市，六月香市，七月七宝市，八月桂市，九月药市，十月酒市，十一月梅市，十二月桃符市。（《成都古今记》，《升庵集》）。在城内还兴起了繁荣的夜市，有的甚至通宵达旦，夜市的传统一直沿袭到现代。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黑、红双色套印印刷技术的发展，宋代成都的富商开始使用纸印的“交子”，用来代替铁钱，这不仅是唐代交易信用卷“飞钱”的发展，也是我国甚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。迄今，在成都的水井街地区尚有街道名为“椒（交）子街”。

一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，与交通的发达程度关系极为密切。由于周围群山阻隔，陆路交通不畅，因此古代成都与外界的联系以水路为主。唐宋以来，成都与外省的水路贸易，主要是以岷江、沱江为依托，长江为主线的水上交通贸易航道。这条贸易线路，以成都的水井街地区为起点，以长江中下游各地区为贸易辐射区，形成了较为广泛的通商贸易关系。成都物产丰富，其商品通过长江航道顺流而下，与各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。“蜀为西南一都会，国之宝府，又人富粟多，浮江而下，可济中国。”（《新唐书·陈子昂传》）。沿海江浙等省，又以成都急需的商品溯江而上，满足成都地区的需求。“水程通海货，地利杂吴风”，便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生动写照。

据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，成都聚集有来自巫峡、黔南、荆州、襄阳、金陵、广州等地的商人进行贸易活动。唐咸通年间（公元860—874年），巫峡商人尔朱，“每岁贾于荆益”。唐代黔南采药者黄万祐“每二三十年，一出成都卖药”。荆襄商船常贾于蜀。金陵商人亦西上贸易，入蜀经商。广州商人段工曹因作估客，“时寄锦官城”。前后蜀时期，蜀国的东邻南平，“西通于蜀，利其供军财货”。《益州名画记·张玄传》记载：杜敬安的鹤面佛像，“蜀偏霸时，江、吴商贾入蜀，多请其画，将归本道”。“蜀广政初，荆、湖商贾入蜀，竞请（阮）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，将归本道，以为奇物。”唐末五代时，成都市场广销香药或称海药，当时李珣著有《海药本草》记录甚详，据辑录该书今存的124种海药，绝大部分是从欧亚各国输入，借助长江水路入川的。

两宋时期，成都以水井街地区为始发点通往东南各地的水上贸易更为发达。成都等地输送中央政府的财帛，主要是通过长江航道，再由湖北转运开封的。“川益诸州金帛及租、市之布，自剑门列传置，分辇负担，自嘉州水运达荆南，自荆南遣吏纲运送京师。”成都与东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贸易，亦畅行于长江水道，往来船舶极多，从成都水井街地区出发，“顺流而下，委输之利，通西蜀之宝货，传南土之泉谷。建帆高挂则越万艘，连樯直进则逾千里，为富国之资，助经邦之略”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。成都的茶叶、蜀锦、布帛、药材及各种土特产，均有商人从水路运往全国各地。一些豪商巨贾，或与官府勾结，利用官船押运货物，以私冒公，“影带布帛”，或绕道“私路”，借以偷漏税收，牟取暴利。宋人中由官而商，弃官经商，或亦官亦商、官商合一的现象比比皆是，南宋中期，成都“士大夫之贪黩者，为之巨舰西下，船舻相衔，捆载客货，安然如山。”

唐宋以来，“甲于四蜀”的成都游乐活动常常与商业贸易密切相结合。如农历一月五日在南门蚕市，游人可以观街并“贸鬻百货”；一月二十三日在圣寿寺，可以观街并“蚕市鬻农器”；仅大慈寺一地，二月八日及三月九日有药市，二月十五日“鬻花木蚕器”，五月五日端午节又“鬻香药”。由于岁时娱乐活动选择在春耕前的农闲时间，所以农民既可在紧张繁忙的农事活动之前尽情游乐，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，以换回备耕的农具用品。正如田况《成都遨乐诗·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》所载：“齐民聚百货，贸鬻贵及时，乘此耕桑前，以助农绩资，物品何其伙，琐碎皆不遗。”

作为成都历史上“东门之胜”集中分布之所的水井街地区，唐宋以来经常举行规模空前的游乐活动，从而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。更兼此地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，成都对外联系的首要水运码头及始发港口即位于此，车水马龙，人气旺盛，愈发刺激和促进了该地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，当地可谓“水陆所辏、货殖所萃”。